一本《语文书简》道出两代语言学学者间的师生情

百道网 2020-05-12 11:24: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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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6年出生的周有光是当今中国文化界硕果仅存的传奇老人,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、文化学者。他早年专攻经济学,曾经留学日本,并在美国华尔街工作,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,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,参与设计“汉语拼音方案”,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。

1935年出生的苏培成于1957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。1960年,中文系请周有光先生为苏培成他们讲授“文字改革”课程,从此他就有幸成为周先生的学生。但受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,苏培成与周有光极少交流,直到“文革”结束,政治环境变得宽松,才让师生间慢慢有了交往,由于毕业后就从事汉语汉字的教学与研究,苏培成与周有光一直有鱼雁往来。去年,这位业已80的学生整理了与110岁的老师间的书信,辑录了自1994—2013年118则书信,内容主要涉及汉字改革、语文现代化、简繁体之争等诸多语言学问题。今年7月,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《语文书简:周有光与苏培成通信集》,我们也从中体会到周有光先生渊博的学识、严谨的治学态度、平等待人的学术涵养以及对后学无微不至的关怀,也可以从中窥见两代语言学学者之间如切如磋、其乐融融的师生唱和之情。


【试读】

我在1957年暑期考入北大中文系。1960年秋季开学后,系里请周有光先生为我们讲授“文字改革”课程,从此我就有幸成为周先生的学生。那时周先生50多岁,风华正茂。每两周上一个下午,三节课,站着讲也不喝水。没有教材,只印发简单的讲课提纲。周先生的课使我对文字改革有了基本的了解。那时受政治运动的影响,师生间的关系并不密切,彼此极少交流。一个学期的课下来,我没有和周先生说一句话,周先生也不认识我这个学生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政治环境变得轻松,慢慢地我和周先生有了交往。等到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成立后,我们来往逐渐多了起来,而且有了书信往来。多数情况是周先生给我写信,我给先生回信,而且每信必回。有时回信很匆忙,忘了留底,现在也就无法找到。我主动给先生写信比较少。对先生交办的事情,我尽力而为。

近日我在整理周先生和我来往的信件。除去因保管不当而遗失的以外,从1994年到2013年,现有周先生给我的信75封,我给周先生的信43封。这些信主要是讨论学术问题。周先生给我的许多信就是学术论文。例如,1995年8月讨论《孟子》的“鸡豚狗彘之畜”里的“豚”和“彘”,2000年3月至5月的信讨论如何编选《周有光语文论集》,2005年头几个月反复讨论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学,2007年7月提出研究“汉字表音化的量变和质变”等等。从周先生的信里,我学到了许多东西,例如渊博的学识、严谨的治学精神、讨论学术问题时平等谦逊的态度、对后学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……这些使我终生受益。周先生的这批信件是他的重要著作,如果能够公开出版有很重要的意义。至于我回周先生的信,除了表示虚心向先生学习外,有时也谈一点个人浅见,请周先生指正。

为了便于读者阅读,我对这批信件做了初步整理。整理工作主要有:(1)周先生的信件大多是用打字机在热敏纸上打印出来的,时间一长,许多字已经模糊不清了。这样的信,我在电脑上重新打印。我十分认真地做,尽量避免出现差错。(2)排序。大体按照信件的书写时间,尽量把来信和复信放在一起。(3)加“编者注”,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。

到今年,周先生已经110岁高龄,我这个老学生也已80岁。这项工作只能做到目前的样子。其中的差错和缺陷,还请各位读者多多指正。我也希望收藏有周先生信件的单位和个人,最好能把信件公开发表,以利学术的发展。

苏培成于北大燕北园

  2015年10月


【往来书信】

1994年3月6日周有光致苏培成

培成同志: 


1994 02 23来信收到。谢谢!
得到关于吉林大学林志纯先生研究楔形文字的信息,非常高兴!我将去信向他请教。谢谢周一良先生给我指点。
Robert Julius Lau的Old Babylinian Temple Records一书,很好。可惜我的水平太差,看起来费劲。其中部分材料我已经记录下来了。不久可以托尹斌庸先生转交郜文元有一个时期,按照周先生的需要,我从北大图书馆借一些讲文字的外文书,送到周先生处供他参考。周先生看完后托郜文元还给我,由我再归还图书馆。郜文元是北大汉语中心的教师,家住周先生附近。——苏培成注先生还您。

附上您寄来的楔形文字书目。我只要其中画红圈的两种。其他以后再借。我已经把书目抄下来了。


再见!
祝您工作愉快!

周有光

1994 03 06周有光批阅苏培成手抄北大图书馆馆藏有关楔形文字的部分书目

1994年7月13日周有光致苏培成 

培成同志: 


这里附上两篇拙稿: (1)《圣书字和汉字的“六书”比较》;(2)《丁头字和汉字的“六书”比较》。请您指正。
我之所以研究“六书的普遍适用性”,因为: (1)探索意音文字的共性;(2)对汉字进行非神秘化。我认为这是研究“人类文字学”的必要工作。
另外,我还写了《纳西文字中的“六书”》《传统彝文中的“六书”》等草稿,修正以后再邮寄请教。
我的意见不一定对,请您严格批评,提出不同看法。谢谢!
敬祝
教安!

周有光
1994 07 13

 1994年10月25日周有光致苏培成

培成同志: 

有一件事,想麻烦您。
我需要参考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》“上”和“下”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1。
请您在北大图书馆查一查,如果有,请烦代借带来给我。
谢谢!谢谢!
敬祝
研安!

周有光

1994 10 25


1995年8月18日周有光致苏培成

培成同志:
 
您1995年8月12日给我的信,内容非常丰富。最后一段,谈到《语文闲谈》。这本“科普”小书,没有多大价值。只是其中有少数条目,提出一些新的见解。
例如“三大差别”。我认为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性质,跟脑体差别的性质不一样。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,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了。脑体差别,除有工资的差别问题之外,还有知识的差别问题。工资可以拉平,知识如果也拉平了,人类社会就要进入冬眠了。今天的国际竞争,主要就是知识的竞争。解放后压制知识分子,错误的根源就是在不认识知识的性质。
还有,您说评剧用的语言是冀东某地方言,这是对的。评剧发源于冀东滦县等地,后来到唐山发展形成一个剧种。老一辈的演员用唐山话,有明显的天津口音。但是,新一辈的演员,主要在北京等大城市演出,语言已经自然地改为普通话,虽然不一定很标准。这件事,我害怕弄错,特地打电话给新凤霞的丈夫吴祖光,他证实了这一事实。我为什么要谈这件事呢?因为,我认为,推普应当提倡一种使用普通话的歌剧或者说唱剧。评剧适合作为推普典型。话剧用普通话,这对推普有极大的作用。歌剧和说唱剧还没有提倡普通话,这是不足之处。京剧是半文半白、文多于白,对推普没有作用。
同您在书信中聊天,是一种乐趣。
祝您工作愉快!

周有光
1995 08 18

1995年8月29日周有光致苏培成 

培成同志:

看了您1995 08 25来信,以及附来邹晓丽老师的资料和意见,万分感谢!

我仔细研究了邹老师的资料和您的看法,得益匪浅。但是,我接受了一部分意见,没有接受全部意见。我的初步体会写在附上草稿《读孟一疑》的最后一段。请您先看看,慢些给邹老师看,等最后形成一个修正稿再给她看。
您说得对,唐山口音跟天津口音不一样,南方人分辨不出来,把唐山口音当作天津口音,是南方人的糊涂。
关于辞典的部首数目,我又数了一次,数目跟我原来数的一样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1979年)和《新华字典》(1985年)都是189个部首;《辞海》(1979年版,缩印本)是282个部首。不知道为什么您数的数目不同。
祝您身体健康,工作愉快!

周有光

1995 08 29

 


原信附录:


读孟一疑(草稿)


周有光我读古书,许多地方读不懂,“不求甚解”,不了了之。这里谈一个小小的例子。


《孟子》(梁惠王章句上):“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”这句话我不懂,青年时候问过老师:“为什么说了小猪又要说猪”?老师笑笑答复我:“不知为不知!”


隔了大半个世纪,最近又读到这句话,想起过去老师的答复,他没有否定我的疑问,只是没有解决我的疑问。


孟子说的明明是四样东西(鸡豚狗彘),要把它解释成为三样东西(鸡狗猪),这样的解释终难驱除疑云。我于是不得不去查书。


杨伯峻编著《孟子译注》的译文是:“鸡狗与猪等等家畜,家家都有饲料和工夫去饲养,那么,七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有肉吃了。”


刘俊田等译注《四书全译》的译文是:“鸡、狗、猪一类的饲养,不要错过繁殖的时机,那么七十岁的老人便能吃到肉食。”《四书全译》的注释还补充说:“鸡豚狗彘之畜: 豚,小猪。彘,猪;全句泛指家禽、家畜。”


两种译本都一样,把四样东西解释成为三样东西。


我仍旧疑惑不解。“鸡、小猪、狗、猪”,孟子是这样说的吗?如果这不是错简,也不是语病,是否可能后世误解了原意?


我又去查《汉语大词典》(1994年新版),这里有不同的解释:“彘,亦指野猪。”如果说“鸡、猪、狗、野猪”,四样东西,那就对了,合乎语法和情理了。


从前有一次,我在出土文物展览中看到说明: 彘,野猪;野猪的特征跟猪不一样。我想: 野猪(彘)跟猪有区别,正像野鸡(雉)跟鸡有区别,山羊跟羊有区别。可能野猪(彘)后来渐渐稀少,人们不大吃,专吃猪了。


总之,“彘”是不是“野猪”,“野猪”是不是另一种动物而不是“猪”?古人是否同时吃“豚”(猪)和“彘”(野猪)两种牲畜?这个问题还要请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指教。



《语文书简——周有光与苏培成通信集》
苏培成
浙江大学出版社
2016年07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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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孟冬